土耳其为何敢公然“叫板”西方十国？

土耳其为何敢公然“叫板”西方十国？

10月23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东北地区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已向外长作出“必要指示”，要求土耳其外交部宣布包括美国在内的十个西方国家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甚至表示有可能驱逐这些大使。埃尔多安称：“这些大使们需要明白、理解和认识土耳其。只要他们不明白、不理解土耳其，他们就必须离开”。

面对英美澳建立的让法国损失了500亿澳元常规潜艇建造订单的AUKUS，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只是“召回法国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做出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举动，一下子驱逐西方十国大使？

据美国有线新闻（CNN）网报道，当地时间18日，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丹麦、芬兰、新西兰、挪威、荷兰和瑞典十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土耳其当局加快对被羁押的奥斯曼·卡瓦拉的审判，而且还试图干预土耳其政府工作以及司法系统程序以追求所谓的“公平公正”。

奥斯曼·卡瓦拉，今年64岁，是出生在法国的土耳其人。2013年，卡瓦拉对名为“占领盖齐”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表示了支持。“占领盖齐”运动主要针对埃尔多安担任总理期间的统治。

随后，卡瓦拉被指控参与2016年的未遂政变，企图“推翻政府”。2016年的政变因为普京不计前嫌通风报信而失败，但埃尔多安差一点被推翻，所以卡瓦拉于2017年被羁押，至今已在狱中度过了4年，目前仍在等待审判。

西方十国希望土耳其“立即释放”一个企图推翻自己的“反动分子”，埃尔多安的愤怒可想而知，甚至直言：“你们算老几？不要碰卡瓦拉的事！”

埃尔多安表示要驱逐西方十国大使后，10月25日，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宣布将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的规定。根据此规定，外交人员需遵守驻在国的法律，不干涉驻在国的内部事务。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挪威和芬兰等国驻土大使馆随后也发布了类似的信息。埃尔多安当天晚些时候也作出回应，称“我们的意图从来不是制造危机”。

土耳其与西方十国的矛盾冲突似乎在双方的妥协中回到了平静。但土耳其外交上强硬的作风，还是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些年来，土耳其诸如驱逐西方十国大使的新闻还有很多。譬如打下俄罗斯战机，在我国新疆问题上指手画脚，不顾美国的反对坚持购买俄罗斯S400防控导弹系统，插手叙利亚问题，围绕地中海油气资源问题与欧盟各国领导人进行口水战等等。

从这些事件中我们会发现土耳其的强硬作风是一以贯之的，这种强硬作风的背后，是土耳其的外交风格——不惧与大国的矛盾，甚至企图从中获利。那么到底为什么土耳其选择采取这样的风格？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国家政权以及埃尔多安个人三个层面尝试进行分析。

土耳其的问题十分严重，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匮乏，需要大量进口；水资源短缺，人均拥水量只有1430立方米；许多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严重依赖外国；多度依赖美元外债，存在经济崩溃的风险。但是，为什么土耳其至今依然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呢？这是因为土耳其占据了重要的地理位置，其地缘价值十分重要。

土耳其国土面积为78.36万平方公里，其中97%位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3%位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人口大约为8300万，其中土耳其族占80%以上，库尔德族约占15%。宗教信仰上，99%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85%属逊尼派，其余为什叶派，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

从地图上来看，土耳其西北部与希腊和保加利亚相连，南部濒临叙利亚、伊拉克，东部与伊朗、大高加索三国接壤，北部与俄罗斯隔黑海相望。土耳其正好处于亚、欧、非三洲交界处，控制了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咽喉——土耳其海峡。而且土耳其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对于阿拉伯半岛具有地缘优势。可以说，土耳其既是黑海—地中海贸易的中转站，还是亚洲—欧洲贸易的中转站。

地缘，是土耳其手中一张重要的牌。对于俄罗斯而言，土耳其位于俄罗斯与南欧、东南欧国家之间的天然气管道的必经之处，控制了俄罗斯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土耳其海峡。倘若土耳其封锁土耳其海峡，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将无法进入地中海。对于中国而言，土耳其是我国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处，对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美欧而言，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之一，是美欧军售的对象之一，也是西方在中东一枚重要的棋子。而且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大量难民给欧洲造成了难民危机。目前土耳其是世界上收容难民最多的国家，接近400万。倘若西方与土耳其交恶，土耳其可以开放边境，使得大量难民涌入欧洲，让本来就不堪重负的欧洲陷入新的危机。而且假如土耳其倒向俄罗斯，会打破西方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使得中东出现一个缺口。

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各方势力竞相拉拢土耳其，不愿与其交恶。至少，对土耳其施以惩戒所得的收益大概率远小于本国所付出的成本，所以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愿同土耳其交恶；土耳其也因此变得有恃无恐，敢于在大国之间“左右横跳”，设下赌局，通过风险对冲获取利益。

然而，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方为变化的依据。从土耳其当今政权的执政基础与基本政策方向上着眼，或许我们将得以一觇其跳梁小丑式举动之根源。

土耳其同周边的大多数中东国家一样，在“祖上阔过”这一话题上非常有发言权。毕竟几百年前，它正是横跨三大洲，与欧陆强国分庭抗礼的伊斯兰世界霸主——奥斯曼帝国。

只可惜，政治终究是致力于当下的，往日辉煌在战火中消散后，新时期的土耳其不得不摸索重构政教合一国家的社会秩序的道路。于是凯末尔以降，围绕是否应当建立和巩固欧洲制度、文化与西式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而产生的斗争不断，军事力量保护下的世俗精英和广大伊斯兰平民之间，也始终存在着无法弥合的罅隙。

直到最后，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土耳其抛弃了麦加，又进不了布鲁塞尔。它尴尬地悬挂在两大文明体系甚至逐渐走向区域集团化的整个世界之外，无所适从。

土耳其的这种尴尬加剧国民的失望情绪，并最终促成了政坛新兴势力——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上台。这股势力从成立之初便敏锐捕捉到解决土耳其问题的钥匙从来不是平息议会中的争吵，而是让广大宗教偏执远高过知识水平的下层教众认同上层决策。

正发党的执政双轨因此确立：一为右翼，即在意识形态上向伊斯兰教权国家靠拢；二为民粹，即坚持做所谓“平民利益的捍卫者”，大力打击世俗精英势力。这两条轨道既是并行不悖的方向性指引，又在具体实践中体现出了高度的统一性。正发党之所以能屹立二十年，甚至在国家改制后依然不倒，根本原因是它在全国最大票仓——伊斯兰教平民教徒群体中始终拥有一大批忠实拥趸。

而为了巩固其执政基础，让狂热的信众们死心塌地追随自己，正发党也拿出了足够激进的内外政策。对内，正发党始终以“赶尽杀绝”为目标对世俗精英势力穷追猛打。它充分利用政治话语的蛊惑性粉饰实际上的威权政治。

一方面，正发党从凯末尔以来精英治国难以惠民的历史角度，抨击所谓“白色精英”是西方走狗，置广大土耳其人民幸福于不顾。另一方面，它又从“现实”出发，抨击军方暗中勾结中俄，抛弃凯末尔留下的西化和民主化遗产，监守自盗、数典忘祖。

对外，正发党以“阿拉伯之春”事件为分水岭，从依附西方转向寻求中东教权国家身份认同。主动介入中东区域争端甚至故意给美西国家“使绊子”，让它们难堪。2016年军事政变之后，深感民心不稳的正发党动作更为频繁。

购买军备必先货比美俄两家，要挟欧盟用60亿欧元换接收难民，出兵干预阿亚战争……只要利益相关，土耳其从来不会缺席争端，并往往能用以不讲理和不靠谱为典型特征的土式外交操作让各方焦头烂额又无可奈何，最终只能又送给土耳其内宣部门源源不断的“外交胜利”通稿素材。

土耳其是一个没有抓住时机融入西方体系的中等国家，但它不愿在和平中沦为既得利益者的附庸，而选择做争端的发起者，谋求在混乱的中东实现其“新奥斯曼”的野望，成为新秩序的主导者之一。目前来看，它已经迈出了一定的距离。

土耳其能走到今天这个令世界主要政治体不可忽视的地步，正发党明确的执政方向自然是核心因素，但其领袖埃尔多安的个人魅力同样重要。

先谈一谈埃尔多安的个人性格。埃尔多安本人因激进强悍的作风令世人瞩目。在2016年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并视西方支持的库尔德人为敌，采取强硬政策严厉打击处于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埃尔多安一贯的强硬作风，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埃尔多安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西方时仍然敢于强硬地驳斥。

同时，埃尔多安也有足够的政治嗅觉与能力，多次以小博大且往往取胜，对于机会的拿捏极好。例如对于西方十国要求土耳其释放反政府人士，埃尔多安的强硬回应，以及后来美法德等十国的服软。这无疑是埃尔多安看到了美国和欧洲的软肋。

美国面对阿富汗问题尚且力不从心，还要面对与中俄展开的大国博弈，再加上土耳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美国及欧洲就更加不愿意同土耳其交恶。埃尔多安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敢于同西方叫板，同时又可以争取国内选民的支持，一举多得。

埃尔多安的野心很大，想要充分巩固自己的政权，牢牢保住自己的选民的支持，使用外交手段服务于自身政权的稳固。而他巩固自身权力的方法则深受其经历的影响。

1960年5月27日发生的军事政变、蒙德列斯被处死，1960年至1980年的二十年间，军方三次干预政治接管政权的做法对埃尔多安的政治主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军方对于政权采取的蔑视粗暴态度也让他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

从借助居伦运动的影响打压军方，到2003年的民主改革7号方案等一系列动作，体现了埃尔多安对于军方势力不断打压，同时巩固自身政权的态度。

对于自己的权力的掌握，埃尔多安也十分看重并积极地付诸实践。2007年7月22日，埃尔多安第二次出任总理使其权力欲望膨胀，于同年修改宪法并计划在总理任期结束后继续竞选总理。

为了争取部分选民的支持，他选择对抗西方，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完全将外交手段视作自己争取选民的工具，这也造成了土耳其的很多外交政策的矛盾，使土耳其的未来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方面是由于埃尔多安本人为了获得选民支持有意为之，想要在国民心中树立一个竭力维护并争取国家利益的总统形象，用外交胜利换取国内支持，同时又可以增强本国实力，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埃尔多安本人深谙局势，有自知之明，可以明确看到自己需要什么，别人又需要什么，同时又善于把握机会，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有恃无恐。 

综上所述，作为北约的成员国之一，土耳其却一直在内部搞矛盾，这次更是直接“一个打十个”。虽然土耳其因为其政策的“矛盾”与“不可思议”而常被取笑，但它也的确有着强大的地缘优势作为资本，其外交政策也与其国内政局稳定需要、总统埃尔多安个人息息相关。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是，虽然土耳其正对各大国屡屡挑衅，但是其政策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克制的范围内，从未真正伤害过各大国的核心利益。在强权间寻求对冲和平衡是一项惊险的游戏，对个人、对国家而言都是如此。

埃尔多安以外交冒险屡屡调动国内民粹情绪，国内民粹情绪又进一步裹挟了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这都是危险和病态的。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政策真的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吗？埃尔多安政府是会在刀尖上一路走到终点，还是终有一日会引火烧身呢？让我们拭目以待。